调查前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房屋）及房屋署署长梁展文先生在政府任职期间曾参与制订或推行的重大房屋或土地政策，以及梁先生在离职后于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和其他房地产机构从事工作的相关事宜，并根据上述调查的结果，就规管首长级公务员离职后从事工作的政策及安排，以及其他相关事宜作出建议。
注释:本文为2010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研究（2010JDX M040）的阶段性成果。指定管辖为什么不适用管辖异议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对指定管辖有异议则又当如何处理？换句话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管辖异议的情形是否应当包括指定管辖？关于指定管辖是否适用管辖异议，虽然《管辖规定》规定指定管辖不适用管辖异议，但这并没有妨碍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对该问题的争议。
笔者认为，就诉讼中管辖异议的性质和诉讼中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及要求等因素的考量，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只能是形式审查。特别要注意的是，该学者强调，当事人提起管辖异议不仅是针对初次受理案件的法院，同时也可基于裁定管辖后而获得了管辖权的法院。因为，该规定中要求当事人如果提起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而应诉通知只有初次受理法院才有。[20] 参见杜军伟：《试论如何完善管辖权异议制度》，《行政事业与财务》2011年第2期。例如，《管辖规定》颁行之后，行政诉讼中的异地管辖因有了依据而大量出现。
明确要求法院在向当事人发出案件受理通知书或者应诉通知时，应当书面告知其有权提出管辖异议以及异议的期限和方式，并将与管辖有关的内容一并告知，以便当事人更好地实现该项权利。而随着《管辖规定》的颁行，异地管辖、提级管辖愈益常态化，由此而引发的管辖异议肯定无可回避。公民参与是实现共治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也是实现人民主权的重要保证。
因此，中国应当反思、继承和发展以往历史上宪政发展的各项成果，通过宪政建设来进一步推动自身的发展。对公民权利而言，从排斥公共权力的非法干预到对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保障。目前我国对公民社会的认识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还存在一些误区，因此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改变一些人对公民社会的误解，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5]参见俞可平：《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北京日报》2011年06月13日。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共和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和平，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2)社会公共权利应该由谁来掌握。
人民主权标志着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享有主权，但是人民的权力又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将权力分散为不同组织和机构来行使才能获得落实。按照人民主权的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并且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必须依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1．人民主权是实现共治的理论基础。当然，在肯定宪政价值的普适性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宪政的个性，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否认或夸大宪政的共性或个性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
[7]参见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同舟共济》2010年第5期。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和的精神是和平与宪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进行宪政制度设计时，入不能仅考虑消极地限制国家（政府）权力，而且应当考虑如何在此基础上保障权力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宪政政体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的福利。
全面平等地追求分配的公正和实践的公正，这是人的生存法则的价值规范。因此，促进社会的公共福利，通过共富的途径实现共生的目标，是宪政的基本的价值选择。
它要求在民主的基础上服从多数的同时，又强调尊重少数，保障个体自由不受侵犯。 三、共和：现代宪政的价值目标 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价值追求，共和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就是通过共生、共治，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集团、每个个体都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并通过法律和程序化的规则解决不同阶层、集团和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公民参与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宪政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共同规则，正如胡适所说：民主宪政不过是建立一种规则来做政府与人民的政治活动的范围。这个制度化的框架，就是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共和主义的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现民主精神的动态运行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所有权力都能够依法行使，所有权力的行使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则，所有权力的行使都受到有效的监督，以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法治、人权等要素的有机统一与完美结合。平等地善待自己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的自我之道，平等地善待一切人并尽力使一切人成为完整的人的仁人之道，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并努力使一切生命成为完整的生命之道，构成了人的生存法则的价值原则。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
为了保证国家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要求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政权、议政权和监督权，对国家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同时，公民也应当承担对社会以及对他人的责任，确保他人权利不会因自己的不正当行为而受到侵犯。
现代宪政通过依照一定的原则，对公共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规定国家机构的权限及运作程序，来体现共和精神。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途径，就是通过共治使国家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
[4][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编：《新宪政论》，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6页。[7] 宪政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成果，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
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过宪法，将公共权力在各国家机关之间及不同层次之间进行划分，并限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以保证公共权力的依法行使，防止公共权力对个人及社会的侵害。[4] 二、共治：现代宪政的价值基础 宪政的制度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外乎以下几方面：(1)如何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平等的生存权利和其他权利。1．要符合并促进人类共同的生存法则。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最终有赖于政府的有效作为，更加注重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管理、保障个人自由等方面的功效，强调政府必须创造条件，确保每一个人享受同等的权利，要求政府对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进行干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财富转移和经济相对平等，以保证民主政府能够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
人民主权不是部分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主权，而应是由各个阶层、利益集团整合的权力。宪法和法律为政治纠纷和社会冲突的解决提供了规则与保障，有效防止了政治纠纷和社会冲突给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坏。
国家与政府的任务，就是实现并保障公民的自由，确保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非法侵犯。 宪政作为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一种价值选择，强调了对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防范、限制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强调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服务性与公共性。
而现代宪政的价值，也正是在于对共同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构建，形成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构建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而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谋取福利，为人民服务。
因此，在宪政的体制框架内化解矛盾，实现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通过制度性的利益表达途径，协调利益关系，保障不同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实现，以最终实现共治的目标。可见，人民主权集中体现了共治的理念，同样，人民主权也只有通过共治才能真正实现。也就是说，认同、保障并实现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和权利，禁止任何人、任何群体以任何形式侵犯公民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合法权利，使每一个人在国家中都能够和平共处，享受安宁的生活。因为对共同的价值和信仰的追求不能否认和排斥对特有价值与信仰的认可，相反，正是在特有价值与信仰认同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和信仰，对特有价值与信仰的尊重，恰恰是共同的价值和信仰的应有之义。
[5] 3．利益协调是实现共治的重要手段。因此，现代宪政的价值体系的重构，实际上是围绕着共生、共治、共和三个层面展开的。
注释: [1]参见唐代兴：《宪政建设的伦理基础与道德维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同时，设置一系列的宪政制度来保障共和目标的实现。
一个宪政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的政治制度，更需要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6]参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6页。